中学毕业时她填的最怕一栏是“死”然而这时候“死”离她这样地近，她倒夷然了。随时都可能死去，随时都面对死亡，于是死亡便成了最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不值得恐惧，也不值得同情。将死的人已经不算人，痛苦与扩大的自我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。仿佛是伤上慢慢长厚厚的痂，有一层“隔”的觉。又仿佛累极了的人坐在冷板凳上打瞌睡，极不舒服，可到底也睡着了。

休战后，她又在“大学堂临时医院”了看护，仍然每天躲在屏风后读书。见许多生命在面前死去，并不觉得伤或者可怖，一心一意惦记着的只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，站在摊吃油煎萝卜饼，尺来远的地方就横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；每隔个十天半月就要往浅湾去一次，打听有没有去上海的船票——上次同她母亲一起来香港的朋友中，有两个留了下来没走，已经在战争中同居了。因为寂寞，因为恐慌，因为剥去一切浮华的装饰后，直见真心。于是，相成了惟一选择。

刚开战时，所有的学生们都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，黑漆漆的箱间里，只听见机关枪“忒啦啦啪啪”像荷叶上的雨。因为怕弹，小大不敢走到窗跟前迎着亮洗菜，所以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；菜是用椰油烧的，有烈的皂味，闻之呕——然而她也喝了下去，并且久了也便觉得皂也有一寒香。而小时候，她是连汤里有药味也要挑剔的。可是现在，一切只好将就，没有牙膏，用洗衣服的皂牙齿也不介意。如果再饿两天，别说有皂味的菜，便是让她吃皂，怕也只好吃下去了。

在炮火、病痛、饥饿与死亡中，张玲看到了最真实的人，直抵灵魂的心。

就算在战争中逃过大难，战争结束后，也仍有可能逃不过日军的待——港大的校本不久成为港大师生的集中营，后来这个集中营又搬到赤了。港大校舍不只荒废，还被破坏，很多文件与纪录都不知所终了，包括有关张玲的资料。

她曾在围城里待了18天，缺吃少喝，也没被褥，晚上盖着报纸，垫着大本的画报——是国《生活》杂志，摸上去又冷又。外国的人，外国的枪炮，外国的杂志，异乡的觉格外重了，幸好还有《官场现形记》和《醒世姻缘》陪着她。受伤的人在“妈妈啊——”多愁善的学生拉长了音抒情“家，甜的家！”她不由也想起她的家，还有家人，妈妈，姑姑，弟弟，也有父亲。

——便是这样一天天，便是这样一天天冷漠。

——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玲来说，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。2整个世界都在打仗，每一分钟都有人死去，都有一个家、一个城市，甚至是一个朝代覆灭，在动的时局面前，个人的情显得多么渺茫而不可靠，正山盟海誓相许白着，忽然“轰隆”一声，所有的誓言就都成了空话，海枯石烂倒成了现实。

。港大停止办公，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，不得不参加守城工作来解决膳宿问题。张玲也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去报名，领了铜帽和证章，回来的路上便遇到一次空袭，人家跑，她便也跟着跑，并不懂得所谓“防空员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又该些什么；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，被她发现了一《醒世姻缘》，上得其所哉，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来。房上装着炮，成为轰炸目标，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，愈落愈近。她只是想：至少等我看完了吧。

看完《醒世姻缘》，又把从前一直想着要再读一遍却一直没有时间的《官场现形记》仔细咂摸了一遍，一面看，一面仍是担心有没有机会看完。字印得极小，光线又不充足，但是，一个炸弹下来，还要睛什么呢？

《烬余录》里，她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自私”且十分冷静地描写了自己的自私：“有一个人，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。痛苦到了极，面表情反倒近于狂喜…睛半睁半闭，嘴拉开了仿佛丝丝抓捞不着地微

战时港大有不少学生殉难，当时所颁授的十四位医学士中，就有两位死于战；教员中亦有许多人殉职，包括玲的老师——历史教授佛朗士。这是一个豁达的人，彻底地中国化，中国字写得不错，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。孩似的红脸，瓷蓝睛，伸来的圆下，发已经稀了，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，喝酒，上课的时候烟得像烟囱。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，他被征伍。那天，他在黄昏后回军营，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，没听见哨兵的吆喝，哨兵就放了枪。死在自己人的枪下，连“为国捐躯”都算不上…